当时陶港区居民共6千余户，3万6千人口，其中劳动力不足1万人；种植面积4万多亩，其中血吸虫疫区面积2万亩，围湖灭螺工作主要在陶港的良荐湖、赛桥湖、袁广湖三大湖进行。良荐湖面积约5千亩，全部是芦苇，且年年淹水；赛桥湖面积约4千亩；袁广湖面积约1万亩。三大湖区构成了陶港血吸虫主疫区，可用当年毛泽东主席“绿水青山枉自多，华佗无奈小虫何！千村薜荔人遗矢，万户萧疏鬼唱歌”的诗句表述当时疫区的悲惨场景。在1958年，王桥大队里的一个不足一百户的小生产队，一个月内因血吸虫病死亡60人；网湖边的向录生产大队，有两个小生产队因血吸虫病人口全部死光，他生产队的情况不一，但经常是一家几口人死光的现象比比皆是肩负县委重任，满载人民期望，我走进了陶港区，踏上了治水灭螺的征程。

到了陶港以后，我首先着手深入农户调查，真实了解群众的疾苦和需求，能掌握第一手材料，对症下药，制订切实可行的措施。

我先到王桥大队调查。王桥大队支书王能春心情悲痛地对我说：全大队大批人感染上了血吸虫病，现在是田园荒芜，女不生育，男人怀胎（腹水），家破人亡的凄凉景象；书记若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就是救了我们。在向录大队调查走访时，向录大队支书冯进明、妇女主任陈雪说：“灭螺那真是托毛主席的福，只有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，才能消灭血吸虫病。”社员听说要围湖灭螺，欢欣雀跃，拍手叫好，纷纷表示“共产党领导我们发展生产，关心我们的健康，我们要以消灭血吸虫病的实际行动报答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”。我在了解危害的同时，对生产队劳力、干群灭螺的决心等也做了深入的了解。血吸虫的治理办法要么深水淹没，要么让土地干燥，血吸虫在这两种条件下都不易生存。还有另外一种办法，就是药物治理。药物可以杀死血吸虫，但是对人畜也有害，不敢使用。根本的控制办法还是实行水患综合治理，加固堤防，围湖灭螺。加高堤坝，将湖岸受到感染的垦地水改旱，治水的同时达到灭螺的效果，最后达到水虫同治。

围湖灭螺战役从1972年10月底开始拉开了序幕。首先对良荐湖进行围湖，主要工程是在潘桥的刘秋至赛桥湖共20多华里的堤段上，我们组织了党员先遣部队，组织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四千多人上堤，打起“抢晴天、战雨天”的口号，经过一冬一春，把良荐湖的堤岸拉起了一个初坯子，做成一座高22米、宽3~4米的堤防。

赛桥湖的围湖工程由时任县委副书记李艾全同志确定，以道士山、海螺山为分段标志，分四个大段围湖，全长十多华里。堤长虽短一些，但是工程量远远大于良荐湖，围湖地点全是沼泽地，挑多少沉多少，一做一垮，围堤很困难，从1974年起，赛桥湖年年围，年年塌，尽管如此，陶港区人民经过多年苦战，基本建成赛桥湖堤。

袁广湖是三大湖中最大的一个，是长江边的一个续建湖，每年都需要加堤十多华里；除此之外，还要建造电排灌站、涵闸、沉螺阻螺池，在涵闸沉螺池内，将150～200m渠道进行浆砌硬化处理，使可能随水流通过沉螺池进入池的钉螺无法生存，整治钉螺孳生环境，从而达到灭螺目的。

当时，建造一个排灌站需要20~30万元，为按时按期完成堤防工程和电排灌站的建造，我们积极向上争取项目经费60多万元，此外，在咸宁地区古博专员和省水利厅的帮助支持下，落实建造电站项目款90多万元。

经过10年的治水灭螺，开新沟，填旧沟，开新塘，填旧塘，消灭钉螺修建新的良田，血吸虫病人逐年减少，突发性血吸虫病得到较好治疗。“借问瘟君欲何往，纸船明烛照天烧”。陶港血吸虫疫区发生了根本变化，出现了劳力增强，产量提高，人畜兴旺，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

10年治水灭螺，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高度重视，在资金、政策等方面向陶港倾斜。1976年，中央军委王平上将和爱人范景新同志一家来网湖指导工作，亲切和我握手，鼓励我带领陶港人民不怕困难战“瘟神”；时任咸宁地委书记王瑞生同志在十万大军战网湖期间，带队在荻田蹲点督战，倡议荻田和陶港挑战，极大地鼓舞了陶港人民的斗志；侯国新同志到陶港蹲点，亲临现场督导，帮助解决各种随时出现的问题，确保了围堤灭螺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基层干部更是奋勇争先。陶港大队从善金支书、彭山大队郑钢材支书每次做水利时，都是带头举红旗上堤，江荣大队江显发支书带头上湖，一箩担挑三个小孩上堤。